上周五，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突然中断出访行程，从秘鲁启程返回北京。按照计划，他应该参加在此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接着前往巴西参加20国集团(G20)财长会议。算来，谢旭人此次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尚不及他六十多个小时的往返旅行时间。
什么紧急状况让这样高级别的官员临时改变既定日程？答案很快在周日晚间揭晓。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出台强力措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各项措施涉及在2010年底前支出约4万亿元。同时，公开宣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外界对中国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已有预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从紧急召回财长看，这一重大决策是在短时间内作出的，而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均显示出，中国政府高层对担忧经济下滑的紧迫感和维护经济增长的决心。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中国经济增长的形势迅速恶化，三季度GDP增幅由去年的11.9%下滑至今年的9%，最新的工业产出、进出口增速等指标均显著回落。从目前企业利润下滑，产能过剩压力加大，大批中小企业歇业、甚至倒闭等迹象看，四季度的数据亦不容乐观，按此趋势，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不景气。
8%的GDP增长在很多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中国而言，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大量企业将陷入困境，乃至破产，作为企业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势必出现大量不良贷款，而失业上升，居民收入下降，以及股市、楼市低迷带来的财富缩水可能进一步威胁到社会稳定。
这已经引起了中国领导人高度警惕。今年年中以来，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商业银行贷款限制、支持房地产、批准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等一些政策陆续出台，显示出此前实施的紧缩政策正迅速转向。
昨晚，最新出台的十大措施可谓给面临下行区间的中国经济施了一剂猛药。其出台时机选择早——GDP增速还在9%，国际经济危机的负面效应尚未完全显现；政策措施力度大——4万亿元的支出规模相当于中国年GDP的近五分之一，贡献1至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势将陷入衰退，再加上具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总统，中国未来的出口需求很可能还会恶化。
目前扩大内需计划的细节尚未公布。这剂猛药能否取得好的效果，依然存在变数，如果处置不当，甚至会带来副作用。
首先，4万亿元支出计划中有多少已经列入中央、地方各级财政预算，有多少是此次新增项目尚不清楚，因为十大措施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对应2006至2010年)。
其次，短时间内追加如此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如何保证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防止财政资源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还缺乏完善的制度保证。
再次，尽管中国政府近年财政收支状况良好，今年上半年中央预算盈余1.19万亿元，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企业利润下滑，下半年以来税收增幅明显下滑，财政收入将难以保持在过去几年20%的水平上。如果财政赤字的增长过快，将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要取得好的疗效，用药不仅要猛，更要准。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增加国内消费。而消费需要以一定收入作为保证。保经济增长，扩大公共支出是治标，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是治本。
解决消费能力不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变工资增幅常年低于GDP增长的现状。这需要增加资本项下税收，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提高劳动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应当大力创造就业机会，在决定财政支持力度时，不仅考虑产值的目标，也要将社会福利的目标考虑在内。
其二，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全社会范围的贫富差距，壮大中产阶层。虽然中国居民拥有大规模储蓄，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一旦激活，可望为经济带来强劲的推动力。
其三，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增加社会福利，改善民生，政府责无旁贷。只有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才能说服惯于储蓄的中国人大胆消费。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并赢得广泛拥护，其宝贵经验就是造福于民。然而，近年来，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却显疲态。有报道称，重庆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甚至低于十年前的水平，这种背景下发生“罢运”事件有其必然的因素。昨晚公布的十大措施中，多项紧贴民生的政策赫然在列，令人欣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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